日升策略汉与匈奴并非一味敌对，而是相互塑造了彼此的命运

中国不光是中国人的中国日升策略，也是全世界的中国。

这是学者张笑宇继《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之后，在新书《世界之中》中提出的观点。“塑造我们中国成为中国的，有很多来自世界的力量，有北方游牧民族，有中亚波斯印度，有南洋大航海冒险，也有西方的政治理论，没有这些力量的塑造，就没有我们熟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

张笑宇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选取若干历史片段，从外部世界重看中国古代历史。秦始皇可能从希腊化社会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仪式中受到启发，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神话，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才得到塑造。匈奴与汉，并非一味敌对的文明，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了彼此命运。从郑成功家族几代人对抗清兵南下，到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经费一半来自南洋华人捐赠，背后是一部400年来南方华人政治进步史……

“《世界之中》聊的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的历史，但我想聊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成了你自己，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别人怎么帮你成了你自己。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域外的世界力量是怎么塑造中国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中国。”张笑宇的叙述从消亡了近4000年的陶寺遗址开始。

陶寺文明到中晚期，宫城城墙及城内夯土基址、外郭城城墙、观象台等都被彻底平毁。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来自草原上的石峁人大举入侵，陶寺文化就此中断。

石峁文化又受到来自西方和北方的颜那亚人影响。5000年前，颜那亚人活跃在乌克兰北部草原地带，是最早的马匹驯化者之一，在他们活跃的草原，还出土了人类目前最古老的车轮。这些马上民族的畜牧能力也很发达，可以有更优质的生活水平。美国还有历史学家发现，其个体平均摄入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水平比农耕民族要高很多。

但是，在古代很多历史叙述里，马上民族被认为“落后”“野蛮”，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成为“文明与野蛮之争”。“难道我们判定文明的标准只能以农耕为基准，却不能以游牧为基准？”张笑宇说，就算被征服集团在天文、农业、数学、艺术乃至文学方面都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也不能弥补他们在军事上的落后。

张笑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在后来的残酷现实中，吸收了世界的更多因素，并把这些因素融入自己的历史传统中。通过《世界之中》一书，张笑宇想要提醒人们，“古代的我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隔离于世界”。

秦制与十二金人

第一财经：你是学政治思想史的，看历史是不是跟传统历史学者有不一样的角度？

张笑宇：肯定是，比如我书里写的秦制。它是古代一种高度集权、专制，以编户齐民为基本特点来完成对百姓及时动员的一种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反复出现。尤其在明朝朱元璋时代，强制把民众分为军户、匠户、民户等，不允许随便转换职业和匠籍，要世代继承。为了防止民众脱籍，朱元璋规定老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要有官方的介绍信，否则等同于逃犯。

秦制在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看来，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自然要回答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当然也有很多回答，比如文化说等。但是我本人非常不喜欢文化说，认为把文化作为主因，都是找不到真正原因的借口和托辞。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策略的沉淀，能带来成功才变成所谓的文化，被世代传承下来。

所以在秦制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比较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制度长期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是在关心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直接军事冲突时，才找到问题的答案。秦制产生的本质是因为草原文明带来军事上的焦虑和压迫，必须用这种方式应对。几乎所有被蒙古入侵过的地区，都会出现类似秦制的现象，也就是当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会向高度军事化、中央集权的模式转变。秦制不是特殊的因果关系，而是普遍的关系，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才有，俄罗斯当地文化更是直接被改变了。蒙古入侵之前的诺夫哥罗德公国，是一个类似汉萨同盟的商贸共和国，但是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几乎是蒙古式的统治了。

公元前5世纪得古希腊青铜水禽（左）和秦陵中的青铜水禽

第一财经：所以你才一直对《史记》里记载的秦始皇铸造的十二个金人十分感兴趣，进而认为秦始皇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中受到一些启发，为了维护统治日升策略，也把自己神格化了？

张笑宇：秦陵考古发现，很多文物有地中海风格。我的解释是，这种风格是从希腊化的巴克特利亚王国传来，我还找到了其他的证据。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铸造了十二个青铜金人，在此之前，古代中国没有铸造金人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考古中除了三星堆以外，中国本土古文明也没有大规模铸造青铜巨像的传统。《汉书》中说，这十二个青铜金人穿“夷狄服”，出现在临洮，这是秦朝能控制的疆域的最西端，临洮再往西，就进入草原地带。

过去史学家就有种说法是“秦制西来”，不过他们认为模仿的对象是波斯。我的观点是，如果这种联系在历史上的确存在，那么补足秦与波斯之间空白地带的关键一环，就是《史记》上记载的大夏，也就是中亚希腊化国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残余。

中亚为什么会出现希腊化国家呢？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波斯取得最初的胜利后，将很多人流放到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地区。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开创了以青铜铸造奥林匹斯十二主神像，并将自己的统治神圣化的传统，亚历山大大帝也继承了这套传统。

公元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行省总督自立为王，成立后来被称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家，从很多考古文物已经证实，这个王国可能促进了新疆-甘肃部分地区——当时属于匈奴——某些城邦和部落的希腊化，而这些希腊化国家可能通过临洮对秦朝产生影响。

我根据考古发现等，认为秦始皇和希腊化国家之间还通过胡亥有实际接触。史料中胡亥的母亲是胡姬，通过史料中对他兴趣爱好的记载，我认为胡姬有可能来自希腊化地区。这部书的写作有时就像破案一样，有些问题没有直接证据，只能根据出土文物和记载做猜测和想象。

不过，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我认为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和秦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因为秦统一天下后实施的郡县制，本质上来讲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军事管理措施的延续，是战国时代政治生态自然演化而来的，与波斯或希腊化王国无关。我个人更倾向于相信，除了一些具体的造像技艺、建筑技术和可能的冶铸、加工技术之外，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给秦始皇更大启示与震撼的，主要是征服事业成功之后，对自己神格化的举措。在古典时代，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信仰和神话有关。征服者想要克服过去属于埃及、波斯、粟特或者赵、魏、韩、楚、燕的符合当地政治认同的神话，最佳方式就是代之以自己的神话。对始皇帝而言，他想要改变周天子时代的封建制度，代之以更为严苛的郡县体制，那自然就不能重复三皇五帝与周天子的传统神话，而要找到新的论证方式。

因此，说秦始皇“崇拜”亚历山大大帝，不如说秦始皇可能从希腊化社会崇拜亚历山大大帝的仪式中受到启发，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神话，也是在这样的启发中，中国传统大一统政治理念才得到了塑造，最终成形。

这些学术讨论背后，我有一种观点，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缺乏非中原地区、非汉人地区乃至非华夏地区人员、思想、资源等的参与，那么它或许不会独立成为一个如此举足轻重的古老文明。

不能不拥抱世界主义

第一财经：从你写的《世界之中》看，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陆地还是海洋，都和外部世界有广泛连接，某些朝代连接还特别紧密，甚至影响中国历史。但是为什么古代中国社会封闭的观点会流传得那么广泛呢？

张笑宇：主要是过去100多年来所谓救亡图存的启蒙运动叙事创造出来的。因为晚清遭遇了特别大的危机，大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中国的疲弱是由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劣等文明，没有拥抱开放、西方、海洋等。梁启超当时就出来说，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有人说日本有勇武且高贵的武士道精神，他就写《中国之武士道》，有人说西方有大航海家亨利·哈德逊、哥伦布，达·伽马等，他就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他还有一篇文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在梁启超生活的那个时代，“殖民”是一个褒义词，用今天的历史观来说，其实他写的“殖民”伟人是“出海”伟人，是明清六百年间下南洋后，在南洋发家致富乃至建立政权的华人。

晚清时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说法，在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出现了，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解决富强和现代化，学者回到100多年前那套说法也很自然。现在中国至少从技术和经济来说，高度拥抱了现代化、全球化，因此也对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加释然，可以全面地来看待。

第一财经：你之前还写过《技术与文明》，现在新技术出现得更频繁了，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在飞速发展，美国、中国等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文科缩招甚至裁减文科的声音与做法，你怎么看这一轮文科是否有用的争论？

张笑宇：传统的文科，本质是精英话语权的自我再生产。就拿哲学来说，大家都在研究黑格尔，全世界真正研究做得好的就那么十来个人，这些人出去讲课，大部分人是完全听不懂的。哲学存在是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掌握权力和金钱的精英们欣赏，哲学也有非常古老的研究传统，有人愿意为研究提供资助，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的研究都是这样完成的。

今天社会结构完全变了，大部分文科院校的教学还是以前的东西，也就是说，大学传承了过去知识精英再生产的体系，但很多大学没教学生职业上该有的东西。这样的教育，我认为早该淘汰了，只是最近各个国家都在降本增效，这方面的讨论才多了。

就拿我们政治思想史来说，政治思想史的最高学府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汉娜·阿伦特、马克·里拉等许多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要拿到博士学位也非常难。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拿到学位后，去华盛顿找了个智库上班，干了段时间回去开了家摩托车维修店，然后写了一本书。当时那个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文科到了一定要调整的时候。当然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光本科，所有的学校都要做调整。现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学校能教的全都能被AI替代，AI不能替代的东西学校又教不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教育体系都要面临巨大改革。

第一财经：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如今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不少地方的地缘冲突危机在持续甚至加剧，极右翼思潮也在全球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你书中写的中国跟世界发生密切关联的历史，你觉得对今天的启发是什么？

张笑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的很多能源和原材料，都需要大量进口，外贸也是我们经济里的“三驾马车”之一，所以中国不可以闭关锁国，中国人也不能不拥抱世界主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今天这样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去拥抱世界主义就是最大的导向。美国撤出全球化后，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要是拥抱好世界，中国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负责人。当然，在拥抱世界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民族自豪，民族自豪也在于历史上中国确实很成功地拥抱了世界主义。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世界主义的历史，我希望通过写作，可以让人重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